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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学锋:父亲的收入
字体[ ] 日 期:2018-09-17 来 源:财政部   作者:【视力保护色:          】

  申学锋  

       

       

    申学锋,1973年生,籍贯河北,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财经报》《财政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父亲是河北南部农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勤劳、纯朴、知足、乐观,身上散发着我国农民普遍具有的特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也随之巨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幸福感慢慢增进,而父亲的收入变化正反映了这种时代变迁。

  一

  我大致开始记事儿的时候,正逢改革开放前夕,农村改革的气息呼之欲出,试图向华夏大地弥散。“文革”结束后不久,村里仍是集体经济模式,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还在实行。一到早饭结束,大队干部就会敲响一面铜锣,声音传得很远。听到几声锣响,社员们就明白:要到地里干活了。大家三五成群,零零散散地漫步乡间地头,走向大队交代了任务的田地。地是公家的,庄稼是公家的,出力不出力一个样,大伙儿没有什么积极性,只盼晌午一到收工回家。

  给公家干活,当然也不是白干,有报酬,这就是“工分”。在“人民公社”一开始就普遍采用了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配依据,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社员指定工分标准,用劳动日作为社员投入劳动的计量单位,一个劳动日表明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完成的劳动量。那时父亲正值壮年,对农活甚是精通,无论锄地还是收割,都比别人要快要好,是社员们公认的“能人”。只可惜,在那样的体制下,他的收入并不会比别人多,“工分制”决定了他和别人获得的分配结果基本一样。

  当时我还没有读小学,处于懵懂状态,经常会在晚上跟着父亲到大队会计那里报工分。摸着漆黑的夜路,走到点着煤油灯的会计家里,便看到了那些密密麻麻表格里填写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家又有什么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它意味着父亲从事农业劳动获得的收入,意味着看似公平的不公平,也意味着我们全家的生存依赖。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不再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从而调动了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为了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同时提高了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1979年,由于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了70多亿元。此外,国家还减免部分农业税收,1979年各项减免的数额达20亿元,1980年达到25亿元。

  1980~1985年,是农民欢欣鼓舞的五年,国家各项好政策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切实增加,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当时正在读小学,对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似懂非懂,不过家里的光景好了起来,是我内心最直接的感受。之前吃得差,“糠菜半年粮”,现在家里有了承包地,父亲卖力劳作,庄稼收成好,加上党的好政策,父亲的收入明显好了许多,家里吃的东西也变成了玉米面的窝头和红薯面条,有时父亲甚至会用稀罕的粮票换来一小袋白面,小小地改善一下伙食。那个时候的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难以抑制的笑容,我在想,也许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大农民对国家好政策的真实回应吧。

  三

  1985年以后,国家为了鼓励农业生产发展,一直遵循“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原则,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农业税负担水平是比较轻的。然而,随着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变化和城乡二元结构负面效应凸显,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加上各种农业税之外的“费”的存在,农民的总体负担开始快速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的步伐相对放缓。

  这一时期的我正在读中学,已经逐渐明白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和父亲肩上的沉重负担,但我依然不清楚为什么父亲的收入又不好了。记得有一次家里要交农业税,我听父亲说要同时还要缴纳“三提五统”等,总之是一笔不少的钱。那年收成不是太好,但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愿意拖欠国家的农业税,父亲好像到别人家借了钱。家里光景不好,父母只得能省则省,尽量维持。我当时在八公里之外的初中寄宿上学,为了节省粮票,每周日都要带上一大包母亲蒸好的馒头骑车去学校,这包硬硬的馒头就是我下一周的干粮。

  为了改变这种窘迫的状况,父亲开始到附近的私营煤矿“上班”,挣些“外快”补充家计。煤矿位于太行山余脉的山沟里,父亲每天步行数里,上班8小时,主要的工作是把矿井挖出的煤炭用小推车运到煤场,就这样一趟趟往返,一天的收入是3元钱。父亲在煤矿的艰辛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每每周末我从学校回家,看到他黑黑的面庞和皱皱的衣服,也多少能够明白3元钱的意义。

  艰辛的劳作带来了坏结果:父亲患了坐骨神经痛,卧床治疗,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下了。我当时正值初中毕业,参加了中考。作为家中的长子,我几乎不太可能继续自己的学业而无视严酷的全家生计。于是,那一年的暑假,我决定到煤矿从事父亲的工作,“勤工俭学”。大雨倾盆中,我艰难地推着沉重的煤车,一下子明白了父亲数年来工作的辛劳!对于每天得到的3元钱,顿时感觉到它是那么的重要,又是那么的沉重!

  四

  1994年以后,在财税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于是选择了增加农民税费来缓解压力。对于数亿农民所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党中央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在经历了“费改税”的尝试后,最终下决心根除加重农民负担的症结,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彻底废止农业税,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

  进入21世纪,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明确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方针政策,如建立对农民直接补贴制度、新农合制度、农村低保制度等。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进入新纪元,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迎来了机遇。

  日历翻到2000年,此时的我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父母很是高兴,艰辛的时光过去了,父亲的病早已痊愈,加上新一轮国家好政策的鼓舞,家人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父亲已年过半百,岁月的艰辛和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容显得有些老态。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兴和乐观。对于曾经的沉重负担他没有怨言,而对于国家最新的好政策他充满感激。有一年春节,我回家陪父母过年,很少喝酒的父亲喝了两小杯,满怀激动地对我说:“过去家里负担重,是艰苦了点儿,但是现在国家免了咱农民的税,还给好几项补贴,这两年收成好,粮食还能卖出好价钱,收入比以前强多了,我还是要把地种好!还有,我们都有了新农合、养老保险,这么好的政策,你还有啥不满意的?”听到这句话,我眼中湿润了,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民!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没有什么爱国的大道理,却以最真挚的感情爱着我们的祖国。

  五

  幸福的日子,总是感觉过得特别快。转眼之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孜孜以求的年轻学生转变为从事财政科研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任职。年近不惑的我突然发现,父母已经年过花甲了。整天忙忙碌碌,陪伴父母的时间显得少了许多。有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唱的是为人父母的感触,每次听这首歌,我都难抑激动,为人子女的我们,似乎对父母也有同样的时光伤感。

  母亲这些年身体不好,父亲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同时还要勤干农活儿。父亲依然是乐天派,每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回老家探望,他都特别高兴。我们给父母拜年后,他都会给孩子发红包。他说:现在国家政策好,我们收入多了,以前给孩子的压岁钱太少了,现在应该给一个大红包。他还经常教育我:你要好好为国家工作,别做对不起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儿。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在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指引下,当前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然吹响,农村改革迎风而上,现代农业、土地流转等事业如火如荼开展,神州大地一派生机盎然。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的收入发生了质的变化。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和引进现代农业企业,逐步迈入现代农业的轨道,父亲耕种的部分土地流转了出去,他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民变成了在农业企业从事玫瑰园种植的现代新型农民。父亲的收入不再单纯依靠出售余粮,而是领取“玫瑰园”的工资。变化的不仅是收入的提高,更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农业经营方式变了,经营主体变了,农民的角色也变了,这或许是我国数十年来“三农”领域的根本性进步。

  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忘,解决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心和行动永远在路上。“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阶段。“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低收入农户、西部地区农户收入翻番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难点所在,农民收入的结构性转变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充分发挥财政的积极作用,加大农村供给侧改革力度,进一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弥补农民收入翻番的“短板”,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政策应该重点谋划的课题。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